思想解放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时务报》之于戊戌变法，《新青年》之于五四运动，皆如此。1978年，一场席卷全国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最终冲破了僵化的思想樊篱，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为随即展开的改革开放大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引发这场辩论的同样是一篇首先发表于《理论动态》、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这篇文章正确指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它从根本理论上否定了当时“两个凡是”的思想路线，率先吹响了解放思想的号角。

刊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第60期《理论动态》

　　1978年5月10日出版的第60期中共中央党校刊物《理论动态》，纵26.1厘米，横18.7厘米。这一期，头版刊载了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未署名文章。

　　这篇文章共6000余字，文章第一句话就开门见山地提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个问题，指出“这是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是由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这个问题被搞得混乱不堪，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必要”。下面分四个部分对真理标准问题进行了阐述：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革命导师是坚持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文章明确提出了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我们要完成党在新时期的伟大任务，面临着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要研究现实的确切的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逐步前进，才能顺利地进行新的伟大的长征。

真理用什么来检验?这个问题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也许已经不成为问题。但是回溯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和歪曲，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是极为模糊甚至是错误的。1978年的中国虽然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已经两年了，但是种种阴霾仍未散净，经过十年浩劫，国家积累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冤假错案堆积如山，政治思想极为混乱，党和国家的各级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形势更是十分严峻，全国还有2亿多人吃不饱饭，国民经济几乎走到崩溃的边缘。满目疮痍，百废待举，我们的党面临着思想、政治、组织等各个领域全面拨乱反正的重大任务。然而由于受极左思潮影响的时间太长，特别是“两个凡是”思想的严重束缚和阻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及时端正，导致许多有效的工作无法开展，党和国家的事业在前进中出现了徘徊局面。

所谓“两个凡是”，具体来说就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977年2月7日，当时代表政治气候的《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同时以《学好文件抓住纲》为题发表社论，首次在全国公开提出了“两个凡是”。很显然，这种判断思想、理论、路线的标准是不科学的，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它不仅压制了思想解放，而且为全党纠正“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和拨乱反正工作设置了重重障碍。按照“两个凡是”，刘少奇、彭德怀、陶铸、薄一波、习仲勋等大量冤假错案就不能平反，邓小平、彭真等大量老干部就不能复出。因此，实践标准的明确提出与重新确立已经刻不容缓。

1977年10月9日，叶剑英在中央党校复校后的第一个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要求中央党校总结第九次、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问题的经验，研究“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党史问题。12月，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召开党委会议，明确提出要以实践标准来检验判断“文化大革命”中的是与非，并用实践标准对十年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初步进行了剖析判断。经他亲自指导撰写的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研究文件中，第二条就鲜明地提出了“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党史教研室将文件正式铅印下发给第一期三个班次的807位学员内部讨论，征求修改意见。讨论过程中，大家提出了不少现实中和理论中的难题，但也暴露了当时人们是非标准的混乱。胡耀邦和他的理论助手们意识到，要澄清和克服错误认识，必须要先明确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

几乎与此同时，《光明日报》也收到了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文章。作者胡福明是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名教师，在1977年南京理论界组织的一场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研讨会上，他的发言引起了与会的《光明日报》哲学组组长王强华的注意。会后，王强华就向他约稿。彼时，胡福明的妻子患病住院，他白天上课，晚上到医院陪床。酷暑时节，病房里还有其他女病人，胡福明不便在里面照顾，就在走廊里借着微弱的灯光，趴在凳子上，翻阅书籍，构思文章。一个多月后，胡福明写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并投给《光明日报》。此文经过4次修改后，报社准备在1978年4月11日的哲学专刊第77期上发表，专刊大样随即送到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处审阅签发。刚刚接受了“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思想洗礼的杨西光，敏锐地发现了这篇稿子的特殊价值，遂决定将它从哲学专刊上撤下来，待进一步修改后作为重头文章推出。随后，胡福明、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以及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吴江、孙长江等同志先后对文章进行了多次修改，文章的针对性和战斗力越来越强。这篇文章虽然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问题作正面阐述，但实际上批判的锋芒直指“两个凡是”，因此不折不扣地成了一篇向“两个凡是”公开宣战的战斗檄文。为了使主题更加鲜明、突出，文章的题目最后被确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胡耀邦亲自审定了全文，并批准先在《理论动态》上发表。

《理论动态》是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创办于1977年7月15日，是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以后全国创办最早的限级别发行的内部刊物。在拨乱反正中，《理论动态》发表了一系列解放思想的文章，为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提供了一个敢为天下先的论坛。此文在《理论动态》上首发后，5月11日《光明日报》即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头版发表，新华社当天也发了通稿。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解放日报》等全文转载。13日，又有多家省报转载。几个月间，上百家媒体加入了转载的行列。

文章一经发表，便在中国思想理论界引起巨大震动，因其鲜明尖锐的思想观点反映了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立即在党内外引起关注，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同时，文章也遭到了坚持“两个凡是”的人的反对和责难，他们认为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并且开始组织反击。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由此引发。邓小平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支持。他表示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肯定了文章的观点，并号召要“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思想来个大解放”。7月21日，他对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部长提出严肃批评，要求“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了”。22日，他又约见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8月19日，邓小平同文化部负责人谈话时，再一次明确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

在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罗瑞卿、胡耀邦等老一辈革命家与领导人的有力支持和正确引导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断深入并且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逐渐演变成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中国社会思想解放的巨大热情借由这篇文章喷薄而出，中央党政机关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的省、市、自治区党政领导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大军区的大多数负责人，以及更多的理论工作者，纷纷撰写文章，发表谈话，积极参与到这场思想风暴中来。截至1978年底，全国中央及其他省市报刊共刊登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文章达到650多篇，形成了一个以理论界为主力，涉及全国，影响到各界，人人关心的全民讨论热潮。木不钻不透，理不辩不明。通过大讨论，“两个凡是”被认定是阻碍历史进程的绊脚石而被否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终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共识。

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由于交锋的双方分别代表着两种对立的历史选择，决定着中国不同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是一次以新旧观念交替为核心的整个民族的思想解放运动。而一个民族的思想解放，正是推动这个民族历史前进的重要力量。在关系到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重要时刻，这场讨论犹如江河破冰，使我们党得以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到来打开了思想先河。可以说，没有这次思想解放，就没有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就没有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环境，甚至中国很可能还要有较长一段时间徘徊于僵化的体制之下。“中国人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相互激荡、观念创新和实践探索相互促进，充分显示了思想引领的强大力量。”作为这场伟大思想变革的先声、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突破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党的历史以及共和国的发展史上无疑都占有重要地位。

(本文选自《红色文物中党的成长史》，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