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讲话强调，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为切实增强对全国青少年的党史教育、对一代伟人毛泽东传奇人生的了解，《中国青年》特邀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同志撰写了《“说空话”与“办实事”》《“父老”与“子弟兵”》与《“赶考”》三篇文章。

　　《“说空话”与“办实事”》聚焦中共建党之初的1921-1925年，着重阐述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与使命、道路与路线的曲折探索，阐明了“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以务实干事的态度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基础与主体力量所提出的远见卓识。

　　《“父老”与“子弟兵”》聚焦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1931年，阐述了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败后，创造性地开辟“武装割据”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井冈山道路”的艰险历程，尤其是在对传统“农战”的继承创新基础上，建立“人民子弟兵”，并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牢固确立人民军队根本性质的辉煌创举和开创性实践。

　　《“赶考”》则聚焦1945-1949年，毛泽东领导“人民军队”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政权”的艰辛历程，并着重阐述了国共两军、两党性质的根本不同，我们也能由此体会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深刻含义。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祝彦认为，三篇文章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三个时期为经，以其中的重要人物事件为纬，经纬结合，开合大气，既有史学的严谨，又有思想的火花，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结合得天衣无缝，兼具有穿透力的语言风格，不仅提供了大量中共党史知识，更给读者以画龙点睛的思考提示，是党史学习教育的好教材、好读本。

　　经此三篇文章，我们看到了一个历经百年沧桑的大党，是如何从新生时的不成熟、不自主，经由革命风雨的洗礼，一步步成长、成熟与壮大的。从中，读者既能明晓中国共产党赢得民心、获得拥戴的根本之理，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更能从老一辈共产党人身上汲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德，领略忌谈空话、专办实事、躬身力行的魅力，真正做到明理、增信、崇德、力行的统一。

　　中国青年杂志新媒体特辟专栏刊发三篇文章，《中国青年》杂志将从2021年第七期起对三篇文章予以连载，以飨读者，以此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

学党史：重读毛泽东〡“说空话”与“办实事”(二) 

文/韩毓海

马林的使命

　　共产国际、中共建党与国共合作

　　1919年3月，共产国际一大在莫斯科召开，而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刘邵周和张永奎作为旅俄华人代表参加了会议。刘邵周和张永奎分别于1920年和1924年回到哈尔滨，但是，此后他们并没有参与中共创立的工作，也没有与中共取得任何联系。

　　共产国际一大是在西伯利亚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召开的，苏维埃的劲敌高尔察克政权垮台，俄共中央在广袤的西伯利亚地区成立了“缓冲国”——远东共和国，而最早来中国尝试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维经斯基，就是被俄共中央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来的，而不是被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派来的。

　　苏联政府、共产国际、俄共中央远东局、赤色职工国际——它们并不是相同的组织，这是我们研究这个时期历史时，首先必须注意的关键点。

　　共产国际一大确立了“列宁路线”，即凡参加共产国际的各政党，只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共产国际执委会“完全有权罢免由各政党选举产生的领袖，而代之以自己选定的领袖”。

　　当时规模仅次于俄共的德国共产党领袖罗莎·卢森堡并不赞成这一路线，她希望建立一个以世界革命群众为基础的国际组织，而不是一个以俄国共产党为基础的国际组织——即她不赞成全世界的共产党都成为苏联共产党的“支部”。不过，卢森堡的意见被否决了，列宁路线支配了共产国际，而这就是为什么：在1949年之前，中共领袖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共产国际有权罢免中共选举出来的领导人。

　　与此同时，西欧各国爆发的力图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工人起义纷纷失败了。在整个西方，苏联陷入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中。为了打破这种封锁，苏联布尔什维克转而希望在亚洲找到盟友。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列宁发表了《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一文。他指出: 欧洲的资产阶级已经陷入全面的反动，而亚洲的资产阶级还在同人民一起反对反动势力，所以，目前共产党人不应该继续追求“世界革命”，而应该与亚洲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共产国际二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时间是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地点是彼得格勒。这次会议的主题便是讨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重点则是亚洲问题。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出生于荷兰鹿特丹的印尼东印度公司雇员马林脱颖而出，他取代俄共远东局的维经斯基，成为共产国际中国事务的主管者。

　　马林原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工作，他成功创办了印尼民主同盟，并创造了使这个同盟与印尼伊斯兰同盟成员互相加入的“印尼模式”，而这个由马林提出的处理亚洲问题的“印尼模式”，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得到列宁的肯定。

　　1921年，华盛顿太平洋会议召开，西方列强和日本在这次会议上，就瓜分中国、“利益均沾”达成了协定——苏联认为，这一协定的形成，是帝国主义进一步围堵苏联的一个关键步骤。

　　1921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从莫斯科派出自己的驻华代表，而这个人就是马林。由于深得列宁的赏识，马林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当选国家执委会委员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秘书，会后，经列宁提议，由马林担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

　　马林于1921年7月到达上海后，便建议立即召开中共一大，而与他在上海会合的尼克尔斯基，其使命则是在中国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

　　而此前，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接触的俄国人，则是来自俄共远东局的维经斯基，李大钊、陈独秀所接触的俄国代表，当然也是维经斯基，而尤为重要的是：维经斯基的主要使命是加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俄国的联系，增加中国革命者对苏俄的了解。维经斯基当年并没有指示说：即将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服从俄共中央、服从俄共中央远东局乃至他本人的领导，维经斯基始终认为，即将建立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的政党，在这一点上，他与马林完全不同。

　　而与作风细致、善于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维经斯基相比，下车伊始便指手画脚的马林，是个类似“钦差大臣”的角色，因为从一开始，马林要建立的党，其实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中国支部。

　　陈独秀之所以没有参加中共一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并不熟悉马林这个人，而马林下车伊始就决定立即召开中国一大，他这样做，事先也并没有与陈独秀充分沟通。

　　实际上，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与共产国际第一次直接沟通，则是在1921年6月22日召开的共产国际三次大会上。当时，维经斯基的翻译和助手张太雷、杨明斋，从远东共和国的伊尔库茨克到莫斯科参加了这次会议，瞿秋白作为记者则采访了这次会议。张、杨二人虽然采用了中共代表团的名义，包括瞿秋白在内的三人当时都身在俄国，但那个时候，中共一大还没有召开，中国共产党也还没有成立——而他们三人都还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因此，严格说来，他们三人并不能真正代表中国共产党。

　　与此同时，除了俄共远东局、共产国际执委会之外，苏联政府也在通过自己的渠道与中国建立发展关系。而对于苏联政府来说，他们面对的局面尤其复杂——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存在南北两个政府，其中北洋政府是被世界公开承认的政府，孙中山则立志要推翻北洋政府，但孙中山的广东政府并不被世界承认。当然，那个时候的苏联政府自己，也不被英美所承认。

　　局势如此复杂，以至于苏联政府对于中国的政策便是“脚踩两只船”，既公开与北洋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同时又与南方孙中山政权之间发展关系。

　　1922年1月，俄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为了对抗华盛顿会议，又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简称“远东大会”。

　　这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正式成立了，而刚刚成立的中共，则派出了以中共中央局委员张国焘为团长的44人代表团出席会议。当时，张国焘是以中国劳动书记部主任的身份去莫斯科参会的，这是根据尼克尔斯基的安排，而不是马林的安排。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列宁专门接见了张国焘，而张国焘就这样成为中共党内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被列宁单独接见过的人，他在中共党内的特殊地位，也因此确立——张国焘长期以为他自己与共产国际有特殊关系，几乎可以代表国际正确路线，其理由庶几在于此。

　　中共一大结束后，马林便于1922年4月赶回莫斯科，他此行之目的，就是为了说服共产国际支持他把“印尼方案”运用到中国，即是共产党加入孙中山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

　　马林成功地说服了列宁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为了使马林能够在中国推行他的方案，苏联在“共产国际驻华代表” 头衔之外，又委任了马林两个新职：其一是《共产国际》和《国际新闻通讯》驻远东记者，其二是苏联政府驻华全权代表越飞的助手。这样，马林便既是共产国际的驻华代表，又成为苏联政府驻华代表的助手，党政大权集于一身。

　　马林于1922年8月回到中国。当时，中共二大刚刚闭幕不到一个月，马林遂要求中共中央立即召开特别会议，以专门讨论国共两党合作问题，这就是著名的西湖会议。

　　可以说，马林从一开始就是带着两个任务或者使命来到中国：一，使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二，使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国民党。

　　即使撇开他的这两个任务对错与否，问题的关键在于，马林的这两个任务对于新生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意味着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否接受他的这两个建议。

　　当时的共产党人完全有理由怀疑来去匆匆的马林。这个人究竟是来协助成立中国共产党呢，还是来说服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呢?在中共看来，这确实是个问题。

　　1922年8月28日至30日，特别会议在杭州召开，参加者有李大钊、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翻译是张太雷。马林主持了会议。但是，马林随即发现，在中国推行他的“印尼方案”难度很大。首先就是因为张国焘、蔡和森坚决反对，他们二人认为，国民党藏污纳垢，让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只能毁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

　　最终，在李大钊的全力劝说下，西湖会议口头上赞成了马林的方案，但是，就是在那次会议上，马林与中共的两位主要“少壮派”领袖——张国焘、蔡和森之间的关系，从此变得不可调和。

　　而苏联政府与孙中山之间的关系，却建立得出乎意料的顺利。

　　1922年8月，曾经参与领导了十月革命的越飞，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的身份，出任驻华全权大使。1922年9月18日，越飞还在长春写信给马林说: 他的目标是要促成孙逸仙—吴佩孚联合政府，并使张作霖承认这个政府。而由于吴佩孚坚决不肯放弃外蒙古主权和东北权益(中共二大宣言也称“吴佩孚是军阀中比较进步的”)，在与吴佩孚就外蒙古和中东路问题谈判失败后，越飞方才转而依靠南方的孙中山和国民党。

　　当时的孙中山偏居广州，他唯一的依靠力量陈炯明在英国的支持下也叛变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虽然号称有20万党员，但其实不过是乌合之众，陈炯明叛变后，广东政府风雨飘摇，他几乎没有什么依靠力量了。而苏联政府恰恰就是在这个时候，向山穷水尽的孙中山抛出了橄榄枝。

　　1923年1月，《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在这个宣言中，苏联政府和孙中山一致认为：中国不存在社会主义生存发展的土壤，苏维埃制度不能引进中国。中国革命的目标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打倒军阀，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关键是：孙中山靠什么、靠谁去打倒军阀，实现资产阶级革命的目标。

　　当时，孙中山唯一能依靠的其实就是苏联。

　　《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后，1923年3月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就中国问题做出4项决定。其中，第3项是“认为可以给孙逸仙约200万墨西哥银圆的资助”，并派遣教官来广州，以帮助国民党建立黄埔军校，让国民党用苏联提供的枪炮，先去打拒绝与苏联合作的吴佩孚。

　　苏联的援助乃是国民党建军的基础，而如果没有黄埔军校，当然就不会有后来的蒋介石。

　　1923年8月16日，孙中山派出了一个特别代表团访问苏联，团长即是36岁的蒋介石，团员中则有共产党人张太雷，而当时的蒋介石竟然告诉苏联人说，自己正在刻苦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而这为他博取了共产国际的极大好感。

　　1925年，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进入刚刚成立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蒋经国当时只有15岁，是中国留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他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批中国留学生。而蒋经国所在班级的党小组长，就是大他六岁的邓小平，当年的“小蒋”身高1.55米，班级排队，他和邓小平总是站在一起。

　　唯一被列宁接见的中国共产党代表是张国焘，而最早与斯大林直接接触的“中国革命者”竟然就是蒋介石。

　　1923年，列宁已经病重，负责俄共中央事务的人是斯大林，而斯大林极为欣赏军人出身的蒋介石，斯大林对于蒋介石的欣赏，大大超过了孙中山对蒋的赏识——而斯大林当然不会想到，蒋介石会用苏联给他的枪去杀共产党。

　　“有学问”与“能办事”

　　1921-1923年恰恰又是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除了毛泽东成功领导的安源和粤汉路矿罢工之外，张国焘和项英等人领导了北方京汉铁路罢工，但是，这场罢工却全面地失败了。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罢工被镇压之后，张国焘以中共中央执委会委员身份到莫斯科汇报有关情况。

　　张国焘到莫斯科后，在与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萨法洛夫、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和红色工会国际负责人罗佐夫斯基接触中，他终于发现苏联对于马林提出的“印尼方案”并不完全赞同，对于国共合作意见也不一致。

　　张国焘本来就与维经斯基、尼克尔斯基关系很好，而在西湖会议上又与马林交恶。回国后，张国焘便举着赤色职工国际的旗号，指斥马林是右派，他自己所带回的才是正确的国际路线。而共产国际内部的分歧，就这样被爱好“党争”的张国焘带回了中共内部。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曾经说，中国人的老毛病就是迷信强权、迷信祖宗、迷信洋人，“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

　　实际上，当时共产党内的两派所迷信的，都是共产国际和苏联。

　　但是，主张国共合作的是共产国际，反对全面依靠国民党的也是共产国际，在马林与维经斯基等人的分歧面前，中国共产党何去何从呢?

　　正是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俄共远东局、苏联政府(马林、尼克尔斯基、维经斯基、越飞分别是其代表)所发出的不同信号，使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无所适从。

　　在如此多的“代表”指挥下，中国共产党怎样才能做到独立自主呢?

　　中共之所以能坚持一定程度的独立自主，当然在于其从成立伊始就有着自己的干部基础。而这一基础是由两部分人构成，其一是长沙新民学会的会员，其二是留法勤工俭学的成员，而他们都是五四运动造就的新青年。

　　这两部分成员，先后会合于北京大学和法国里昂大学，随后又由于领导中国早期的工人运动而走到了一起。

　　但是，仅靠这些新青年，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就能站得住吗?这是个极为现实的问题。

　　今天看来，这些新青年里面，擅长分析国际、国内大局势、有知识的留学生不少，但能落实这些宏大纲领的人，却少之又少;会开会、写文章、制定宏阔纲领的人自然是有，但能办具体事、能办成事的人却不多。靠这些人制定纲领、写文章，靠他们鼓动领导学潮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到搞革命、搞阶级斗争——这些人自己恐怕也不甚清楚，那些写在纸上的纲领，究竟要靠谁去实行。

　　张国焘和邓中夏这两位北大的高才生，原本以为提高工人待遇是天经地义，罢工在西方国家属于合法斗争，而且这种连毛泽东都能办成的事，他们办起来自然更是轻而易举——但事实是，他们却“轻而易举”地把京汉铁路的罢工彻底搞砸了。

　　成为党的总书记之后，“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方才开始明白：办事搞革命，这不等于开会写文章。有学问与能办事，这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知识分子——特别是“北大人”的毛病，是彼此互相看不起，文人相轻的结果，就是会把好事也搅和黄了——这是新生的中共，作为一个“政党”所面临的头一个首要问题。

　　毛泽东就是这样，重新出现在陈独秀的视野里。

　　“信仰”危机：加入国民党，还是独立领导革命?

　　1923年4月，毛泽东被从长沙工人运动的前线，调到上海中共中央工作。6月上旬，毛泽东离开上海到广州，参加中共三大预备会议。

　　中共三大是在中国工人运动陷入空前低潮时召开的。就在这一年，暴发于河南，并席卷中国北方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被军阀吴佩孚残酷地镇压下去了，成千上万的工人惨遭屠杀，长期经营的中共北方组织，在一夜之间就被破坏殆尽。

　　京汉罢工失败的血淋淋的惨剧，使书生陈独秀感到：在军阀的武力面前，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是如此弱小，而貌似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就这样，主持中共三大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坚定地站在了马林一边。他认为孙中山和国民党确实比工农群众更靠得住，既然苏联选择的中国盟友就是孙中山和国民党，这就意味着，中共也应该认清大势，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不是共产党，它的使命只是配合国民党进行国民革命，而在国民革命中，共产党要一切服从国民党。

　　一般认为，陈独秀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受到托洛茨基的影响，才变成了中共的“取消派”。但实际上，早在党的三大召开期间，陈独秀这位总书记，他的信念便动摇了，当时，他也就是这样跟随马林，成为中共的“取消派”。

　　1923年3月25日的《向导》周刊，发表了陈独秀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这篇文章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资产阶级革命要靠革命的资产阶级。

　　陈独秀明确地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状况既然需要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中国革命中，革命党便须取得资产阶级的充分支持与援助，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去了资产阶级的支持，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与社会的基础——因此，我们以为中国国民党应该明白觉悟负了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使命。”

　　用陈独秀的这篇文章来比较中共二大宣言，我们会有一种“错位”的感觉：二大宣言为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使命与任务并不清晰，但是，当陈独秀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的时候，他却一厢情愿地为中国国民党制定了一个清晰的奋斗目标。

　　对于年轻的中共领导层而言，1923年是令他们心碎的一年。这些人参加共产党，原本就是为马克思主义学说所鼓舞，是因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今，他们却被告知说：工农阶级不可靠，因此共产主义将被永远推迟，而那或许是一个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中国要进行的是资产阶级革命，而在那场革命中，资产阶级才是依靠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不过是国民党的附庸。

　　在中共三大上，马林和陈独秀要求中共全部加入国民党，以国民党的名义开展一切活动，而张国焘和蔡和森则坚决反对。他们认为英美资本不仅是军阀的后台，也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后台，中国的资产阶级总起来是西方资产阶级的附庸，是买办势力，他们不能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因此，共产党只有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独立进行革命才是唯一出路。

　　张国焘更指责马林歪曲共产国际指示：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指示是让已经加入国民党的同志“留”在里面，还没有加入的——尤其是从事工人运动的同志，不必再加入。而蔡和森表示，他自己完全赞成张国焘的意见，坚定地与张国焘站在一起。

　　这是一次“信仰”的危机吗?如果说是，那么，这种“信仰”的危机，在后来的中共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

　　何况，这还不仅仅是一场信仰危机，因为这更是一次组织危机。

　　就是在会议上，张国焘公开主张共产党的北方组织必须独立行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也必须听从赤色职工国际的指示，即共产党在北方不应该发展国民党势力，中共北方组织必须打出共产主义和劳动组合书记处的旗帜，独立领导中国革命。

　　于是，刚刚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面临着党内分裂的危险。

　　张国焘第一次热衷于搞分裂，就是在党的三大上。

　　而此时的马林则运用共产国际的权威，火上加油，毫不妥协地打压中共党内的工人运动派。根据马林的建议，为了支持国民党的资产阶级革命，苏联更把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们调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的工作，实际上等于把这些人“雪藏”起来，为的就是防止他们的“过激行动”破坏苏联与国民党的合作，或者说，防止中国的工人运动影响资产阶级革命的顺利进行。

　　项英、李立三、张国焘、蔡和森、向忠发等早期中国工人运动领袖，就是这样先后被派往了苏联。

　　如果不是蒋介石后来背叛革命，这些中国早期的工人领袖们也许会就这样终老异乡，一生默默无闻。而1928年之后，这些人当然也将不会再有机会被陆续派回中国，代表赤色职工国际，去打击“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了。

　　作为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毛泽东竟然没有被派往苏联，这的确算是一个极大的例外。

　　固然，毛泽东本人一向对吃“洋面包”不感兴趣，但更重要的则是：在共产国际看来，毛泽东似乎并不能算是一个纯正的布尔什维克，他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性质与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完全不同。总体来说，毛泽东领导的不过是一系列和平的劳资谈判，毛泽东主张的“工人持股”和劳资合作，是资产阶级能够接受的。毛泽东不算是“激进派”，他这样的人留在中国，对国共合作有好处。

　　毛泽东自己后来也多次说道：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他只能算是个“中间派”，他的立场，最多算是“中间偏‘左’”而已。

　　毛泽东不是留学生，他没有搅和进共产国际内部的纷争，正是这个例外，成全了毛泽东，也成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