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

探寻出路：农民革命

既然中国工人阶级力量弱小，而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又不甘心做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附庸，那么，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的出路究竟何在呢？中国共产党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任务与使命何在呢？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面临的问题。

毛泽东也正是在士气极其低落的中共三大上，首次提出了他别具一格的设想。在现实的逼迫下，毛泽东力图去创造一种学说，这种学说奇迹般地重新叙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一学说，后来被称为“毛泽东同志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思想”。

中共三大会址广州东山恤孤院三十一号（现恤孤院路三号）的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那么，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究竟提出了什么样的主张呢？

张国焘后来在《我的回忆》中这样说：“毛泽东所提出的，其实就是农民问题。”中共三大讨论的问题，“都是在会前已经再三讨论过的，只有农民运动，是一个新提出来的问题。在中共的历次讨论中，直到三次代表大会，代表才重视这个问题，尤以毛泽东为然。”

“毛泽东的发言是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进而指出中共不应只看见局处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

张国焘还回忆说：“毛泽东向大会提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重视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

正是在中共三大这次两派相争的会议上，毛泽东的意见脱颖而出，他指出，现在我们党的一些同志主张革命完全依靠资产阶级，另一些同志则主张共产党人应主要依靠工人和小资产阶级。但是，这两种观点，却都忽略了农民乃是介于工人与小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阶级，而且是人数最为庞大的阶级，这个阶级人数有三万万，其人口加起来比那三个阶级都要多得多，因此是中国社会的主体。

毛泽东还指出：革命不是绣花、不是开会，也不是发宣言，因为革命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大家说革命靠这靠那，但归根到底还是要靠行动。而在中国这样一种外有帝国主义、内部军阀横行的处境下，不必说夺取全国政权，就是为了维护中共的生存，仅靠工人在城市里起义也是办不到的，因为这要依靠“党军”，而如果不发动广大的农民入伍，“党军”则无从建立。

革命靠“枪杆子”，关键在于枪杆子需要有人去扛，如果没人扛枪，给你枪也没有用——从这个角度说，国民党之所以被苏联看好，就是因为它目前掌握着一定数量的“党军”，而我们要看到：这些“党军”的来源，不过就是共产党人彭湃在广东海陆丰地区进行农民运动的成果。

毛泽东认为，我们不能把中国的情况等同于西方、日本或者俄国，中国并没有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如果夸大了资产阶级的作用，那就是夸大了中国的资本主义性质，而忽视了中国社会的封建性质，忽视了中国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之间的联系。因此，毛泽东同时还预言，国民党不可能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因为国民党的干部特别是军队里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地主和乡绅的子弟。让他们去打击军阀是可以的，而让他们代表农民、组织农民去革地主和乡绅的命，则是完全办不到的。

孙中山固然有“平均地权”的良好愿望，可他的这一良好愿望，却必然使豪绅地主成为打击的目标。因此，孙中山的这种革命思想，不可能依靠国民党来实现。

当时，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力量对比，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王奇生在《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中指出：1923年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国民党号称有20万党员，而中共只有400多人，但是，国民党“实际上是一盘散沙，而且20万并非实数。改组之前，国民党广州分部号称有3万党员，改组登记时才3000名，不过1/10。党与党员之间没有任何联系，除了围绕在孙中山身边的少数精英之外，改组前的国民党实际上是一个无组织、无群众、徒有其名的政党”。

国民党并无党纲、党义，连全国代表大会也没开过，所谓20万党员，只是纸面上的虚假数字而已，可见，国民党并没有苏联所想象的那么了不起，如果没有共产党人动员农民入伍，国民党甚至在广东也根本不能立足。

国民党的最大弱点，就在于它是一个毫无群众基础的党。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生存之道，就是立足基层，深入群众，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中国基层的广大群众中——特别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中扎根，那么，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基础就是强大的。

毛泽东的这一系列主张是极其务实的，起码，他关于农民是“党军”来源的呼吁，则立即引起了国民党“左”派的重视。此后不久，毛泽东便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主办的广州和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

但是，与毛泽东不同，当时年轻的中共领导层恰恰是“不务实”的。当时的中共中央由一批洋派的知识分子组成，他们留恋城市，绝不愿意到农民和农村中去。在他们眼里，毛泽东一身土气，而即使毛泽东本人，其实也留恋大城市。1964年5月17日，毛泽东在接见意大利和奥地利友人时说：“在1927年之前，我是没有准备打仗的。在城市中工作的人、知识分子，留恋城市，舍不得离开城市跑到乡村中去，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人们说我怎么英明，那是假的，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使我在城市中存在不下去。他们用恐怖杀人的办法，逼得我和许多同志向敌人学习，蒋介石可以拿枪杀伤我们，我们也可以拿枪杀伤他们。”

毛泽东关于党应该把基础放在基层、放在农村的观点，在当时不可能得到党内同志的理解和拥护，与党内的精英比较，毛泽东没有上过大学，也没有写过书，即使写了，那时恐怕也没有谁愿意给他出版。毛泽东来自农村，他没有在大城市长期生活过，更没有留学的经历，在这方面，他根本不能与蔡和森、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和刘少奇相比。陈独秀之所以重用他，只是因为他老实肯干、能吃苦、会办事而已，而在陈独秀眼里，毛泽东实际上不过就是个“土包子”。

瞿秋白后来固然曾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作序，陈独秀也提出了关于土地革命的见解，但那时中国的大革命已经接近尾声，面临失败。

黑格尔的思考终结于资产阶级，列宁和斯大林的思考止于工人阶级，而毛泽东却是在一个全新的起点上思考的。对当时执迷于工人和知识分子运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来说，让他们接受毛泽东——一个“农家子”的思想，而不是将其视为“异端邪说”，那几乎就是不可能的。

这里起码有如下几个原因：

其一，毛泽东的设想不但与共产国际的指示背道而驰，看起来也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学说背道而驰。马克思主义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学说，而在那里根本就没有农民的地位。

其二，当时的中共领导层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且是由高度西化的高级知识分子组成，他们与中国的下层特别是农民相隔甚远。这些人完全不了解农村与农民，他们对于农民的想象，就是愚昧、落后、保守和自私。

其三，这些高度西化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的治理经验缺乏认识，在这些“反传统主义者”眼里，中国传统几乎全是糟粕。

难怪张国焘当时曾这样讽刺说：那个一身土气的毛泽东，还生活在黄巢、朱元璋和李自成的时代，而黄巢当年占领了广州，就一把火把整个广州城烧掉了。农民是很愚昧的，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苏维埃，农民还以为苏维埃就是苏兆征（中共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的儿子呢！

“不武如斯”

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是城里人，他们不但与农村和乡下人有隔阂，而且他们还是读书人，由于中国长期以来文武分途，他们更鄙视“武人”。

而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独特性，恰恰也就表现在这里。1915年8月，毛泽东在致萧子升的信中说：“尝诵程子之箴，阅曾公（即曾国藩）之书，上溯周公孔子之训，若曰惟口兴戎，讷言敏行，载在方册，播之千祀。”

这就是说，中华文明共同体是通过周公协助武王伐纣建立起来的。

尽管毛泽东也曾相信过无政府主义学说，但是，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便认为，从根本上说，西方文明是立足于军事组织之上的，而中华文明创生伊始，同样也是立足于军事组织之上。

1917年8月23日，在致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又指出，当今学习西方的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实业、教育，但所学者皆不过是西方的枝节，而这就是因为没有看到，现代西方文明是建立在军事组织之上的。

于是，毛泽东接着说了如下著名的话：“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简而言之，曾国藩令毛泽东佩服的地方有两点：其一是组织人心，其二是组织军队。

更重要的则是：曾国藩能够通过组织、收拾人心而组织军队。

回顾中国历史，毛泽东认为，中国之衰落，一是起于士大夫阶级的空洞说教不能组织人心，二是肇始于这个读书人的阶级不知“武事”，更不能组织和领导军队。

毛泽东推崇中国历史上的法家而批评儒家，原因也正在于此。

1937年清明节，国共两党共祭黄帝陵，毛泽东撰《祭黄帝文》。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又这样痛切地感叹中华民族“武德”之丧夫：“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

“不武如斯”的中华民族，怎能在这个虎狼世界里生存呢？

而在1923年的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因为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真理，固然能够鼓动人心、组织人心，但若不能组织军队，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弱点。而在这一点上，那个时候中共的觉悟甚至还不如曾国藩和国民党。

这个弱点，恰恰也是中华文明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若不从根本上改正这个弱点，也就不能使中国共产党与历史上的士大夫阶级真正决裂。

如果说当时年纪轻轻的毛泽东，在见识上有什么超越那些大知识分子的地方，也许关键就在这一点上。

但是，中共三大之所以听任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奇谈怪论”：进行国民革命，同时在国民革命中不遗余力地争取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只是形势所迫、迫于无奈，而绝非赞成毛泽东的意见，更没有被毛泽东的主张所说服。历史证明，毛泽东要说服共产党接受他的主张，要付出血的代价，他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中共三大最终选举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和谭平山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会议规定：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

其中，谭平山是因为与孙中山关系良好入局，选择他就是为了推动国共合作。毛泽东、罗章龙属于李大钊和陈独秀弟子中的实干派，而蔡和森则是留学生派的代表。

毛泽东希望历次党的代表大会都能开成一次高水平的思想路线讨论会，以“不断推进伟大的思想解放，使党在思想上团结起来”。但是，中共三大显然还不是一次制定成熟思想路线的会议，而在当时的中共领导层看来，年轻的毛泽东可能什么都有，但就是没有学问和思想。

当时欣赏毛泽东主张的，的确并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左”派，即以孙中山、廖仲恺和汪精卫为代表的那一派。他们认为，通过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以组织发动农民入伍，建立党军，这是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

尽管在毛泽东看来，国民党“左”派的姿态是虚假的，他们重视农民运动，只不过是因为农民是国民党建军的兵源，而一旦国民党建军成功，农民运动便会被否定——不幸的是，毛泽东对于国民党“左”派的这种判断很快就变成了事实。

无论怎样，在当时的共产党中央里，毛泽东确实是国民党能够和愿意接受的人才。而那时的国民党能够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仅此一点，就显得比同时期的中共更成熟、更务实，也更了解中国。